王晓葵教授莅临我院作《世界遗产、旅游与地域社会》学术报告

2021年9月18日，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王晓葵教授，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教117室）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世界遗产、旅游与地域社会》的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彭文斌教授主持、杨丽娟教授评议，本院以及校外的部分师生前来聆听并参与了评议与交流。

王晓葵教授在讲座的开篇，对议题中所涉及到的部分概念进行了解释。第一，以往从“文物保护”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的多是历史文物、美术品、建筑、文献等“对象物”之历史与审美方面的特质，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遗产”在中国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关键词”，在所谓的“遗产化时代”，“对象物”的价值也表现得更为多元，除了历史、传统、地方、他者、自然、技艺等指向之外，还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灾害和战争遗迹，乃至共同体、民族国家、世界遗产等不同因素。因此，“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除了超出建构国族认同的宏大目的之外，也早已扩展到振兴地方经济、提高知名度等更多“生活化”的领域，具体表现在其被“日常化”和“商品化”，成为我们当下生活中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第二，“遗产旅游”成为热点之后，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地域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遗产或者旅游地，其中权力、资本、中介者、地域社会的人们都会卷入其中，并且产生作用，而对这些作用的讨论和分析，是了解和理解遗产旅游的重要视角，这也是王晓葵教授本次讲座所关注的重点，即：以人类学的视角（主要包括“人与人”、“人与神”、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层面）展开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旅游活动的历史变迁；从地域开发与地域振兴的视角，把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或政治现象进行考察；从旅游对地域社会影响的视角，考察如何有效利用民俗艺术（艺能）为开发服务；第四，从宏观考察旅游与“传统文化”以及地域社会的关系（主要考察旅客、地域社会、当地人、媒体、文化行政、经济行政、企业等的同步、连带、纠葛、抵抗等过程），这其中还要考虑资本、消费、大众、移动、记忆、跨界、信息、权力等的影响。

接着，王晓葵教授通过两个案例来具体说明何为“遗产化”（heritagization）。即一些对象或场所在没有“使用价值”之后，通过“遗产化”的过程转变为展示、陈列、供人鉴赏的物品，从而有了新的价值。第一个案例是：日本的地方自治体为了使某一已经被宣布破产的旧工业场地继续保持生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该地设立为“工业遗产”，然而由于韩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围绕该旧工业场地的意义与价值的讨论发生了各种冲突，所以日本为了实现“申遗”的目的，最终将其赋值过程的表述，由原来“与工业化相关的普通人的生活记录”变更为“工业国家形成的基础”，该“工业遗产”也在2015年被列入名录。这一场“申遗”并不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和特征（具有历史、科技、社会、建筑、科学以及社会价值）来做的认定，而是以国家主义的建国故事来收尾，其所反映出的是国家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其主导性。所以，“物”和“废墟”的意义化和价值化、乃至“遗产化”，是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自身的表象与宣示。其中，权力的正当性的强调、文化资本的建构、集体记忆的保存与抹消，都是这个价值生产和消费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些因素的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国家权力和知识精英，以及“教科文概念话语”和申报制的制度性安排，往往决定了遗产的意义呈现。

第二个案例是：观光化视野下的意义生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荻町地区白川乡，由于发电站和水库的陆续建造，以及越来越多的“合掌建筑”被当地人出售、移筑、甚至挪为他用，“合掌建筑”的“传统”逐渐在丧失。为此在1971年，当地成立了“部落自然环境保护会”，提出“不售卖、不出租、不毁坏”的三原则，“合掌建筑”的保存运动正式开始，并且相关保护规章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在改进、丰富和完善。该保护会将当地的全体居民吸收为会员，并且与国家文化行政机构进行合作，努力协调发展与保护的两难问题，并在官方协助指导下，1995年白川乡的“合掌建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旅游业的发展也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在应当严格遵守旧制、避免简单模仿，还是需要关照当地人的实际生活，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学者与住民就“传统保护”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但事实上原住民和“保护会”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不同于第一个案例，“合掌建筑”保存运动是以当地住民为主体展开的，其中国家的文化行政部门通过资助研究和引导住民团体申报“遗产”，派遣专家指导的方式影响这个进程，然而住民团体“保存会”自始至终在决定白川乡的命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彭文斌教授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对王晓葵教授讲座中的案例进行评议：认为国家与地方和资本等各方的话语，会在遗产化、景观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张力，而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一旦上升到“遗产保护”的地位，会因为旅游的标准化解释，让原住民多元化阐释的可能逐渐变少，所以如何建构主导话语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接着，彭文斌教授以云南沧源翁丁佤族部落因失火被毁的案例，提出自然文化遗产在走向“景观化”之后出现的“二元化”现象，即如何有效处理原始村落和新式农村、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国家主导和地方能动性等诸种“二元”关系，由此来看，王晓葵教师讲座中所提供了案例与经验，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与借鉴。

四川师范大学的杨丽娟教授也对这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并与王晓葵教授展开讨论和交流。她指出该场讲座将中国和日本、东方与西方进行对比，以日本的工业遗产和“合掌屋”这两则案例，从人的视角来分析文化遗产的关键话语表述没这一点是值得聆听者们学习和反思的。接着，杨丽娟老师提问：在旅游活动中，中介者应当如何发挥协调作用、长期目光和眼前利益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以及如何避免旅游开发总是陷入从热情到冷漠、再到反旅游的怪圈。对此，王晓葵教授回应称：学者和知识精英作为一种“中介者”，其启蒙作用更为重要，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知识治理，还是要遵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文化遗产的态度除了保护，还要充分考虑原住民的现代性需求，不能剥夺他们享受现代性的权力，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其实应理解为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原住民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一切，他们作为权力的主体时，除了享受旅游带来的收益，还要还要顺应现代性的改变和调适。

评议结束后，王晓葵教授针对四川师范大学陈胜容两位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正文、蒋彬、黄文三位教授，西南科技大学的崔忠州教授，浙江大学的阮勇斌教授、以及在场的多名学生提出的多个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

此次讲座，王晓葵教授从国家与地方、遗产化和观光化的多维视角及其张力，从海外田野经验的阐发入手，为中国及西南的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观光与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理论深度的反思和鲜活个案，受到了在场师生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互动性高的学术“盛宴”。

                                        撰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韩腾

编辑：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