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于2024年10月25-27日在四川成都共同举办“先秦史与巴蜀文化研究前沿”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郑州大学、西南大学、南通大学、深圳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高校40余名学者汇聚一堂。

会议开幕式于10月26日上午8:30举行，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磊副院长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汪洪亮致辞，回顾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发展变迁，重点介绍了巴蜀文化研究相关推进情况，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祝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近年在商周考古、战国秦汉简牍及巴蜀考古方面不断涌现大批新资料，为先秦史和巴蜀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野，这无疑极大推动了先秦史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前沿。为深化对商周历史与社会制度、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历史演进研究，本次会议的主旨报告及主题研讨共分为三场进行。

一、“商周历史与制度”主题研讨

会议第一个主题主要讨论“商周历史与制度”，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民镇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职副研究员田国励汇报的题目是《武丁的忧惧：从殷卜辞所见“害王”贞问试论商中晚期王位继承制度变革》。其中主要讲述卜辞中的害，认为害王卜辞就是为了找出是谁，先有意向的一个对象来确定施害者，以方便进行祭祀来解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唐英杰汇报《甲骨卜辞所见“伐召方”事件排谱与研究》。以是主要通过整理伐召方卜辞，探讨卜辞中所记载的伐召方的次数，二是通过排谱探讨伐召方的行军路线和军事冲突地从而考证召方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夏虞南汇报《厚祀与乐祭的殷周礼制转向——从卜辞“彡龠”到西周禴祭》。她提到问题的提出是在读《周易》萃卦而受到启发，认为《周易》卦爻辞所涉“禴”“禴祭”长期被理解为薄祀以祭，实可商榷。提出周初的禴祭传统可追溯至卜辞中的“彡龠”之祭，是周承殷制的新证据，亦反映出周初礼制对殷商的继承性创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小龙汇报《族徽之外——讀商周銅器簡銘小記》。提出“簡銘”既不像宋人所說的那样性质多样，也不至全属族徽、氏名。不可以完全用特殊化的视角看待商周铜器上的这批铭文，并且有一部分器物简铭还与器物用途有关，亦不能轻易归属于族徽当中。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刚汇报的题目是《臣宾之间：周代朝觐礼仪空间中的地方诸侯》。他认为在周代礼制体系中，朝礼和觐礼虽总体上都旨在维系周王与地方诸侯之间 的君臣关系，但是两者的政治功用却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深入到周代朝觐礼仪的实践空间之中，透过具体的礼仪行为来进一步理解周王与地方政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吴毅强汇报的题目是《新出沄子叔文盆及鄖国历史初识》。除了理清器底二十字的銘文基本信息之外，还对對“鄖”国历史做出简述。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郭晨晖汇报题目为《“莒恃越而滅”新解》，主要梳理并讨论了莒与鲁、齐、晋的关系，莒与越的联系，并且认为进入东周之后，通过莒文化区域内见到了大量其他诸侯国的铜器来判断出莒国是军事实力很强大。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职副研究员邹家兴汇报的题目是《西周应国的战略地位新探》。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研究应国的战略情况，一是讨论应监与周初应国的战略职能，二是从昭王南征的路线论应国的战略地位，三是从淮夷入寇论应国的战略地位，四是从春秋楚国北上看应国的战略地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凯汇报题目是《中器、静鼎及壶铭文与西周康王的南巡战争》。讨论了安州六器的年代问题，认为将安州六器置于康王之世更为合适。并且将静鼎、器与中器铭文涉及的地望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最后讨论了康王南巡与战略转向。

二、“巴蜀文化相关研究”主题研讨

会议第二个主题主要讨论“巴蜀文化相关研究”，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尉侯凯主持。

北京语言大学的陈明镇汇报题目是《三星堆鸟足人像曲身之迷》。首先列举三星堆出土的鸟足人像曲身姿器物。并总结了目前学界对曲身由来的主要说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吕传毅汇报题目是《曾侯乙墓天文图龙虎图》，主要探讨了28星宿的系统构建和文化传播。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唐明亮汇报的题目是《“於“字源流与考辨》，主要通过音韵学知识研究“於”字的字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李竞恒汇报了《古滇人的“庄蹻王滇”传说与“多中心”政治结构》。他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地区存在着多个平行的多中心与世家结构，在某一地方存在者两个或更多“王”级别的平行家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一致汇报题目为《關於出土簡牘文獻中相畜術的一些思考》，主要在于古人如何观察狗的各部位并且形态判断其优劣。

三、“战国秦汉简牍与古史研究”主题研讨

会议第三个主题主要围绕“战国秦汉简牍与古史研究”进行讨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毅强教授主持。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争汇报题目是《册命仪式、文本与“书”的形成——兼谈古书成书的类型学》。他指出在整体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生成问题研究上，需要将微观的个体研究、中观的类型学研究和宏观的规律研究有机结合。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蔡卓汇报的是《以〈易〉为史：今本、帛书〈易传〉中的古史考察》，主要试图以或书于先秦秦汉的《易传》和易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勾稽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并对这些历史内容的性质做了考察。南通大学文学院的刘光汇报题目是《清华简〈系年〉“晋吴门方城”解析》。首先对清华简《系年》中关于“晋吴门方城”的简牍进行阐释，然后论证晋吴会伐楚的具体背景。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刁俊豪汇报题目是《西周申国新考——兼及西周晚期政局》。刁俊豪首先强调南申与西申无任何关系，进一步指出西周有两个姜姓申氏或申族，并且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地理位置。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白传华汇报题目为《“神界图景”与“灵魂通道”：曾侯乙墓内棺画像的观察与思考》。白传华通过对曾侯乙墓内棺画像的梳理与分析，发现了两种不同指向的图像组合，并且探究其组合原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程浩汇报题目是《清华简〈两中〉的夏启继位传说》。提出关于启继位，禅让的底层逻辑是尚贤。《两中》里面夏启依靠“天选”得位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深受“尚贤”的思想。

郑州大学的尉侯凯汇报的题目是《〈耆夜〉的年代、性质及相关史事》，主要是通过考察语言的使用情况来给文献断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韩文博汇报的题目是《新出曾公求编钟研究三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曾公求编钟进行了研究。

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张帆汇报题目为《出土简牍所见先秦军事巫术的知识体系》。本文尝试通过出土简牍资料，追溯“兵阴阳”定性之前的历史过程。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的何欢汇报题目为《战国秦汉禁忌中的敬天顺时思想》。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禁忌主要体现为对不吉之时间与空间的避忌，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吉利之时间与空间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曹鹏程汇报的题目是《“昴为胡星”探原》。他指出在藏族地区昴宿十分常见，并且还从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孔德超汇报的题目是《秦汉“守丞”考论》。主要是对县守丞的具体职掌包括处理文书、参与司法案件的审讯、负责县廷的日常工作程序以及令史等文书吏的调配进行了讨论研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蒙家原汇报的题目是《战国晚期巴地郡县制度考论》。蒙家原指出郡县制度大致于公元前316年开始在巴地推行，但在初期尚不具备较为成熟的地方行政职能，因此只能以维持巴地旧有社会秩序为主，体现出较强的羁縻色彩。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张晓程汇报题目为《从“语”类到章句：战国秦汉经典诠释学的转型与发展》。主要立足于经典诠释学的转变，进一步对汉代章句学的发展变迁、形态与影响等方面作一些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龚伟汇报的题目是《秦汉中郡“上庸六县”及相关问题考论》。主要是对秦汉中郡“上庸六县”的地望问题已经中央王朝相关管理做了进一步探析。

10月27日中午会议闭幕，由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先生作闭幕总结发言。杨博先生肯定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各位专家学者都首次发布其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为先秦史与巴蜀文化研究启发了新的研究范式，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并勉励青年学术共同体延续“学术第一”的原则，进行深入、开放、多元的学术切磋，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推动先秦史与巴蜀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

撰稿人：邱子林 四川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初审：龚伟

终审：杨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