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3日上午，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嘤鸣园F202会议室举办“狮山讲座”——《探索边疆与铸造国民：以庄学本西北考察为中心》。此次讲座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研究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杨红伟教授主讲，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韩腾博士主持，讲座主要以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庄学本在西北少数民族的考察为中心，讨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关于边疆与国民的研究热潮。

首先，杨红伟教授从学术研究·思路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入手，以亲身经历为例，详细介绍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技巧、以及如何借鉴与运用相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对各类史料的甄别、梳理与分析、归纳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特别强调文献综述的重要性，要求务必做到细心，要关注对史料的解读是否偏狭、角度是否新颖，并以此来启发自己的研究。

接着，杨红伟教授正式转入本次讲座的内容。他先是梳理王明珂与马戎关于“国民”和“民族”的相关讨论：由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建立的关于边疆的知识体系，通过各种形式逐渐成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国民常识。同时，这些学者带着“国民”和“民族”等概念与身份去从事边疆考察，并将这些概念传播到边疆人群社会之中，这就是王明珂所谓“打造同质性的国民”之论述；马戎则指出自晚清民国以来，传统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除了必须对境内各区域的行政体制和属民的政治认同进行全新的整合，还必须对全体属民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认同意识进行重新塑造，但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认同现代新型国家的“造国民”与运用现代民族学知识考察边疆时“造民族”的问题。由此，杨红伟教授提出思考，即：如何处理边疆知识体系的普遍性与边疆民族知识体系的相对性、以及“造国民”的普遍性与“造民族”的特殊性。

针对这一问题，杨红伟教授从近代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首倡“铸造国民”谈起。梁启超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仅有“部民资格”，却无“国民资格”，而要想成为真正之“国民”，就需要有“做国民的常识”，即晓得“本国文献”。同时，梁启超也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于是他又提出将中国各民族合为“大民族”，倡议不能将“本国文献”局限在汉民族，还应该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这种将学术视角下移、关注民族与民俗的学术思路，也得到其他学者的唱和，如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就指出：我们应该打破以前学术上的一切偶像与成见，“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也认为：要想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就不得不研究“民间文艺”，而这里的“民间”，不限于汉族，还包括中国领域内的一切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对西北的调查研究。最著名的便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和瑞典两国学者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方面使国人感受到了空前震撼与担忧，另一方面则促使国人将目光移向西北，危机感使得国人认识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在强调“吾土吾民”、以及明晰领土与主权的思潮下，并且响应国民政府提出的“到西部去”的口号，包括庄学本在内的青年学者也纷纷前往西北，意图通过自身所掌握的民族学与历史知识，去促成中华民族的国族构建。

庄学本是从1934年8月15日出发，从成都经都江堰、理县、进入红原、阿坝草原，然后经年宝玉则南路、进入青海果洛一带。在完成考察后于同年10月离开，从年宝玉则北路经松潘、南下回到成都。其整个考察过程主要关注当地的少数民族、以及资源和景色。其西行见闻以《青海旅行记》等为题、以连载形式发表在《申报》等期刊杂志，而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在他的日记和后续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同表达，可见庄学本对“边疆”和“国民”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变化过程。

本次讲座得到了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四川省虚拟教研室“中国边疆民族共同体历史课程群”、四川师范大学学科六定团队“中国边疆史地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大力支持，和我校师生的热烈响应。讲座后，杨红伟教授针对在场的几名研究生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讲座最终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

撰稿： 贾子辰（2023级硕士研究生）

初审：韩腾

终审：杨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