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背景，我想‘内忧外患’应该是最合适的。”汪洪亮指出，目前学界公认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第二次则是抗战时期。“外来入侵导致的边疆危机，是边疆研究兴盛的外部因素，而传统政治结构下中央与边疆联系的松散，则是内部原因。”

顾颉刚对于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甲负箧而趋，乙迫之，呼曰，是吾家物也，汝何盗焉？甲止步而询曰：汝知筐中所装何物？乙瞠目不能答，甲乃侃侃陈词，谓中有币帛若干，金银若干，启而验之，果如所说，斯时旁观者心直甲而曲乙矣。虽亦有明知谓盗者，然而呜呼！今日之事，何以异此……”这种被盗而不能自辩的窘境，正是近代许多边疆研究者的真实感受。“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边疆研究发生了近代转型，进入了‘众声齐鸣’的繁盛状态。”汪洪亮认为，边疆研究赶上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浪潮，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一系列新式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学术社团、学术期刊的兴起让科研进入组织化的阶段；此外，出版和交通的发展也扩大了学术成果的传播，同样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在汪洪亮看来，抗战则是直接导致边疆研究第二个高潮的重要因素。“抗战导致了中国高校布局的巨大变化，60余所高校随着国民政府迁到西南。”汪洪亮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高校布局是不平衡的。战前全国108所高校，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一共只有10所。

因为抗战，“用社会学家孙本文当时的话说，‘全国85%以上的高等人才、50%以上的中等人才都到西部来了’”。汪洪亮讨论学术的发展，首重“人”和“社会”的因素，“对于有些学科而言，西迁可能带来了不便。但是对边疆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算是找到了‘用文之地’”。“这些边疆研究者以往接触的中国边疆材料从未如此丰富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让学术因地制宜的尝试，”汪洪亮描述抗战中的各科学者投入边疆研究，是一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探索中国本土边疆学知识的机会”。

抗战不仅带来了客观研究环境的变化，还为边疆研究赋予了更重的道义责任。“抗战时期还有一个口号，也就是所谓‘抗战建国’。抗战和建国是一体两面的，抗战为了更好的建国，建国是为了更快地结束抗战。”汪洪亮认为，结合抗战时期“大后方”建设的实际，边疆建设是“抗战建国”重要的一环，“西南地区本身地处边陲，拥有大量的边疆地带。所以就要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让西南成为抗战坚强的大后方，中国才有‘抗战到底’的底气”。

“而发展边疆，首先就要研究边疆。”汪洪亮指出，对于当时迁入的军政人员来说，边疆从社会文化到地质气候都是需要适应和了解的，“最怕的是文化冲突，如果施政不保持充分的尊重，很多事情是办不好的。这就需要边疆研究者来调查、研究，充当中介的职责”。

汪洪亮用三个关键词概括当时边疆研究者的努力，即“通”“同”“统”，认为三者实质与交往、交流、交融若合符节。“通”是基础性的工作，指的是道路交通和语言相通，前者实现物质层面的往来无阻，后者则保证精神层面的交流畅通。“同”则是要在包容差异性的同时，要增进共同性，特别是增进经济社会的共同“近代化”。汪洪亮注意到，近代边疆研究者不仅注意其学理思考，也关注其实践路径，“当时很多人去寻找祖源记忆，要证明各族祖上曾经是同一个源头，还有人主张要各族一同实现现代化”。所谓“统”，就是强调统一性、整体性、共同体，体现为交融。汪洪亮尤其留意其中的立场问题，“当时外国有‘中国本部论’一类的观点，试图将中国的边疆与所谓中国的‘本土’区分开来。于是有一些中国学者就撰文，表示中国的边疆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跟西方的殖民地有本质区别”。汪洪亮指出，这种坚定的中国立场，是战时边疆研究的一大特点。

• 冷门学科不冷：对边疆史研究的思考体悟

可以说，近代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书斋到实地、从经验事实积累到学理研究、从偏重史地到多学科汇合的转变。关于边疆历史研究，以往主要通过各种史籍游记来书写的一种叙事性记载，学科学理性较少，而对边疆的认知则基于传统的天下观，内地—边疆的二元化理论，因此对边疆的认识是单一的，而近现代以来对边疆的认知更加丰富。从心态上讲，夷夏之防的观念发生变化，逐渐将其自身视作中华民族一份子。至抗战时期，人们普遍把边疆看作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视作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汪洪亮认为，这种着眼实地、借鉴多学科、兼顾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本土性或本土化知识成长的重要动力。

边疆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国族意识建构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就是说，边疆的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建设的关键在于做好民族工作，这与当前中国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密切关联。相比于欧洲很多国家的边疆研究基于殖民地管理的出发点，当代以来中国的边疆研究是为更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边疆的研究要从边疆本身的角度来讲，要回到李安宅提出的“边疆性”概念中。

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中指出：“关于边疆工作者的专业工作，其展望亦可就两方面来说。第一，到了那个时候，便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第二，边疆社会工作也就失掉其‘边疆性’,……故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80页。）从这个角度说，“边疆性”的消失意味着边疆只剩地理的含义而失去文化的含义，边疆工作者也就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作者，而非具有专业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的工作者。李安宅认为，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因此，李安宅所指的“边疆性”更体现为一种“文化”特征。随着边疆地区的发展，边疆性的消失意味着边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差异将逐渐缩小。而边疆之所谓是边疆仅是因其地处国家边缘地带而已。民国时期“边疆”的范围比较广泛，既指领土的边缘性，也指文化的异质性，即不处于国界边缘，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低落而与内地差距较大的地方。现如今，其实已经部分实现了李安宅所讲的边疆地带的一些“边疆性”的消失，这也是边疆社会工作做好的结果。但由于政治与地理边界的存在，仍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工作。

《边疆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