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19时,应我院邀请,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石吉研究员在狮子山校区第六教学楼117室为我院师生作题为《从轻商到重商: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转变》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我院副院长朱晓舟主持,王雪梅副教授、何文华副教授,及本、硕、博学生100余人到场听讲。
讲座伊始,主讲人回顾了台湾历史地理概况及个人学术训练过程,指出其研究受许倬云等学者影响,从社会经济史视角切入。在反思近代史研究偏重政治叙事的基础上,他主张关注内部经济发展,选取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江南)为研究对象。他指出,明清江南因棉纺织、丝织业发展,部分耕地转种棉桑,粮食需依赖外部输入,从而催生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和一批商业性市镇。这促使他将研究焦点从宏观区域缩小至具体的江南市镇。他建议研究者应广泛阅读,从小题目入手,利用地方志、族谱等资料,从地缘与血缘两个层面切入,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变迁逻辑。
在探讨中国商业观念与制度变迁时,刘石吉指出,古代中国长期存在“重农轻商”观念,法家将商人视为难以控制的流动人口,汉代更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及子孙不得为官。但宋代以后发生重要转变,科举对商人子弟的限制进一步松动,商人社会地位提升,出现“商人之子方能为士”的现象。明清时期,徽商等群体形成“贾而好儒”风气,徽州地区出现“左儒右贾”或根据资质选择读书或经商的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奢华消费可带动就业与商贸(“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社会观念进一步松动。
关于商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刘石吉认为中西方之间有内在的差异。其引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文化动力,而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阶层地位的提升,则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制度松绑(如科举资格开放、捐纳制度),以及儒家伦理对商业兼容性逐步增强的基础之上。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普遍反映收获颇丰。大家认为,报告内容扎实、见解精到,既分享了治学心得,又触及学术前沿,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也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图文、初审:韩 伟
复审:朱晓舟
终审:周婷婷
编辑: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